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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是一條時而波瀾洶湧、時而寂靜無聲的長河。回憶30年前,因著一場紀實採訪,去到客家工農運動的現場;30年後,再次前往現場,卻是為了一齣改編自當年訪談的戲碼。戲劇表現與客家共同記憶的關係,如何與紀實書寫產生有機性的關聯,當真令人玩味!

1988年,因著一場語言主體性的倡議,「客家運動」在戒嚴剛剛解除的頭一年,蔚為一時風潮,在當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浪潮間,持續受到關注。語言的流失,對於相對弱勢的族群而言,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茲事體大的問題。因為,它關係著人與人之間親近感的消失,以及不易區辨的族群共同體象徵,這在台灣移民歷史中,屢有所聞。舉例而言,雖然,平埔族的消失與客家福佬化的歷史,不能放在同一平台上相提並論;但,語言一旦消亡,便再也難以復甦族群的文化情境,這卻是相通的困境。

然則,話說回頭,語言的復甦就能帶動文化的前進或復甦嗎?恐也不其然。特別在客家族群主體性的追尋上,我們往往看到,語言的推廣與運用,最後變得非常形式或具備更多公關的性質。以客語或原住民語,用來在高鐵或捷運的廣播上達成溝通的功效,自不待言;若說要藉此達成族群尊重的功能,只能讓人感到不自在的做作。像是說,「該說的,都讓你們說了!可別再鬧族群歧視的問題...」,可重點在於,這樣的語言形式平等,恰恰是選票式民主最常出現的狀況:用選票來換取你永遠不夠充分理解的結構性問題。而結構問題的缺席,所導致的風險,讓我們主動(或者被動)地自我遮蔽了:族群與族群之間或族群內部的階級位差問題。

這情境,表現在客家身分認同上的,一直是在精英式民主的規範下,讓記憶共同體的軸線,從水平軸的對等中讓位給精英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優勢。這時,被遮蔽的客家記憶共同體,便形成被稱作「隱形族群」的具體因素。族群為何隱形?又為何被隱形?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,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來的工農社會構造,既是牢固的事實,卻又因涉及一場地下黨人的左翼革命撲殺,必須在現實中被消音。便也形成一直在客家記憶中,深入血脈的工農階級意識,被迫「轉向」為客家人本就有「硬頸」的習性,且看在族群優勢的福佬人眼底,恰有低下勞動者勤奮的性格。這表相正面的修辭,骨子裡,恰在遮蔽客家人,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,一慣存在的反叛精神。

這樣的思索,催促我重新走回了30年前採訪過的客家現場。那時,在〈人間雜誌---台灣客家〉專輯的報導現場,我創造了一個人物---范天寒。這顯得有些不太尋常,因為通常報導的特質就是非虛構,創造了一個人物,不就像小說一樣,虛構了一個人物了嗎?其實非然,而是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,表面上社會雖已解嚴,冷戰風雲瀰天蓋地的低壓氛圍下,左翼行動所帶來的文化書寫,仍是一片風聲鶴唳。為免受訪者再次遭受殃災,我於是幫本名梁雲漢的地下黨人,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。好似也在心底複誦著,他是從那寒冷的整肅天空下,亡命活存下來的受難者!30年時間過去,梁雲漢先生已於兩年前過世,然則,范天寒在光與影的交錯中,從暗幽處折射而出的,卻是不曾死滅的客家地下黨人蹤跡,只不過愈來愈不為現實所照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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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客家專輯。(鍾喬翻攝)

在重返現場時,我與劇團的夥伴們,見到了梁先生的侄兒---年已屆70歲的梁維斗先生!先是在梁家重新整建的樓亭客家伙房間,他談著諸多過往的家族傷痛;而後,並在已然僅剩斷壁殘垣的一條山路上,回憶著超過半個世紀前,發生在這山凹子裡的清鄉事件。「坐著一列長長的、像是失去動力的火車,我手捧著哥哥的骨灰盒,」回憶著往事,他壓抑著痛苦地說著:「父親的那一盒骨灰,由大姊捧在懷裡,我們接回了被槍決的、至親的家人!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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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隔多年,作者重返當時的訪談現場。(鍾喬提供)

從1950至1954年間,酷烈的地下黨人獵殺行動,在桃竹苗的紅色客家庄一帶山區,沿著佃農與燒炭工人的生存足跡,全面地展開,波及的人數在三萬人以上。但是,像梁雲漢一家與周遭兩個家族的撲殺,堪稱與當年的鹿窟清鄉,幾乎一致,驚恐之餘不禁令人感到怖慄!記得當年到訪,梁雲漢一介素樸農民的談吐,讓我至今留下深刻印象。他問了與我前去訪談的伙伴好幾次,怎麼看客家與當年他們展開地下黨運動的關係!「一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,我的父親與三弟雙雙被槍決,就留下母親帶著姊妹們,繼續撐持農事。」他以耕作人慣有的曠悍客語,繼續說著,「沒人敢踏進我們山凹子裡的客家庄...」。後來一次的訪談中,他談及對客家運動的關切,我於是用破舊的二手車,載著他一顆炙熱的心,前往山下的客家新埔小鎮,那裏恰是遠東化纖的罷工現場。

遠化罷工是客籍勞動者,歷經台灣二戰「冷戰---戒嚴---依賴發展」的經濟掛帥模式後,所展開的對於資本體制的反擊。「這道罷工線是工人共同畫出來的,代表著工會是爭取工人權益的核心。」罷工帶領者羅美文,當年在廠房前演說的發言,時隔多年仍難忘懷,「這是戒嚴統治下的第一場罷工...」。激動人心的種種記憶,固然與工人衝破戒嚴體制,展開弱勢者的爭權抗爭有關,更多的,也在客家運動剛敲響晨鐘之刻,客籍社會運動的本質,就恰恰並非涵蓋主流抗爭價值的菁英民主政治訴求,而是朝向社會底層的工人運動!記憶深刻的,當然是跟隨我前往現場的梁雲漢先生,他在工廠門口的罷工線旁,站了 一整個下午;後來帶著深思的心情,用客語和我說出類似這樣的話:「我們在五零年代展開的是農民革命,雖然終因歷史條件不足而失敗了,但留下的血跡,或許就在這裡灌溉了罷工的秧苗...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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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化罷工。(蔡明德攝)

不知道為什麼,從〈范天寒的故事〉到〈遠化罷工〉,總會讓我想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〈永遠的一天〉。電影中的主角---詩人,在街頭孤獨地行走,搭上公車,遇見從艱困記憶的門縫中,存留下來的左翼前輩詩人的魂影,前來與他論詩,談的恰是某一種弱勢語言,在強勢族群逼壓下,被迫從日常中消失;當他搭上前行的公車,遠遠傳來學生運動的聲浪。而在下一站上來的是,剛從街角闖進車廂來,手舉紅色抗爭旗子的俊逸青年學生,臉上溢滿著一股清純的奮進...。這電影中的兩個場景,前者與客家運動真有因雷同而得以比喻之處...至於後者,則讓我們想起,當前隱形於網路社會中的客家青年。至於,他們的手中有沒有旗子?就不得而知了。(推薦閱讀:客家音樂歌舞劇《天光》 演出三代客家女性生命故事)

*作者為詩人,作者,劇場工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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